世界杯投注app2006年生命科学造假事件

 世界杯投注app新闻资讯     |      2022-11-24 01:13

  世界杯投注app2006年生命科学造假事件生物通综合:每逢岁末,《科学》杂志的编辑们会评选年度科学新闻和来年的热点领域,但与过去不一样的是,在2006年12月,他们突破常规评出了年度科学欺诈事件——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和其研究小组伪造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这一事件动摇了科学大厦的诚实根基,学术期刊也开始面临如何反欺诈的挑战。

  2006年生命科学造假事件也不单单出现在论文当中,在学术简介,经济方面也屡见不鲜,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一年当中重要的学术不端事件,敲起学术警钟。

  来自11月14日The Scientist杂志的消息,密苏里州大学在今年2月发表的《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有关早期胚胎发育的文章遭到质疑,这篇由生物化学系R. Michael Roberts实验室完成的问题挑战了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单个球(individual blastomere)之间是不同的。在这篇中的三张实验图片被疑有造假,目前密苏里州大学正在展开调查。

  这一研究由Roberts实验室Kaushik Deb,Mayandi Sivaguru和Hwan Yul Yong三位博士后完成,主要针对的是检测早期发育阶段胚胎球是否平均表达转录因子Cdx2。作者在文中写道:有关成熟小鼠卵母细胞是否包含影响指导未来细胞的定位因子的问题向来是争论的焦点。

  这篇《Science》文章更是给这一争论带来了震惊,不同于长久以来的观点——早期阶段胚胎球是平均的,在这篇文章中,研究人员发现2细胞阶段(two-cell stage)Cdx2的表达是集中在卵母细胞的植物极的,并且这种差异导致不同细胞的产生。

  密苏里州大学的调查小组正处于调查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三位资深大学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对这一造假进行深入调查。一旦调查小组确定有造假发生,就进入第二阶段:确立处罚方案。

  在11月3日出版的《Science》杂志上,来自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 生物学系,美国怀俄明州大学,以及英国普利茅斯海洋实验室(Plymouth Marine Laboratory)等处的研究人员对世界海洋中的生物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状况作出了一个全面的评估,这在有关海洋生物多样性降低的警告方面还是头一次见到。

  在这一项对许多现有数据的meta-analysis中,研究人员将局部、地区、以及全球尺度上海洋多样性的损失如何影响海洋生态系统以及为人类提供的服务做了量化。他们发现海洋多样性损失率在加速增长,而且按照目前的速度大约到2050年可持续的鱼或海鲜将不复存在。但是,对改进了海洋多样性地区的研究显示,这个趋势还是可以逆转的。研究人员了解到小尺度的实验能用来预测大尺度的海洋变化。他们分析的数据包括档案、渔场记录、沉积芯、以及考古记录。这项研究评估了世界各地的12个沿海地区随时间的变化,包括美国的Chesapeake湾、旧金山湾、和Pamlico湾, 加拿大的Fundy湾和圣罗仑斯湾。

  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资源部门负责人瑟奇·米歇尔·加西亚认为,加强对渔业资源的保护势在必行,但本世纪中叶人类的餐盘中再也见不到鱼类的说法“靠不住”。除非渔业部门及各国政府不计后果地“竭海而渔”,而各国人民也对这类破坏行为漠视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否则这类事不会发生。他认为,《科学》杂志公布的报告统计方法有问题。

  韩国海洋水产部的表态非常直白:《科学》杂志公布的报告结论“太极端”。与之相比,挪威渔业大臣海尔加·彼得森的反应相对委婉:“海洋50年后就空空如也,我可不太相信。”不过,她也提醒人们加强对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缘起:8月23日《Nature》杂志在线版公布了一项由先进细胞技术公司(Advanced Cell Technology,ACT)完成的干细胞研究——不破坏胚胎提取人胚胎干细胞。

  这项最新的胚胎干细胞研究成果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里程碑。首先在《Nature》杂志网站公布后被各大美国各大报纸相继报道,登上头版。这主要是因为这项技术有望缓解来自宗教界的反对,打破美国联邦政府长期不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僵局。

  去年,ACT研究人员在Science杂志上刊登了将来自小鼠早期胚胎的单个细胞培育为ES细胞系的技术(2005-10-17,Science),现在他们将此技术用于人类细胞研究——经过PGD的胚胎干细胞培育ES细胞系:使过夜培养移植的胚叶细胞(blastocyst),然后取其中的一枚细胞进行遗传诊断,剩余用于培育ES细胞系,最后他们得到的胚胎能够用于移植并经过了足月发育。

  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伦理学院主任、先进细胞技术公司独立伦理委员会负责人罗纳德格林(Ronald Green)表示,这一发现“有望在再生医学的进步中起到关键作用”。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约翰·哈里斯对发明者 “先进细胞技术公司”(Advanced Cell Technology)的努力评价说:“科学是有趣而又重要的。”

  纽约阿尔巴尼“奥尔登·马奇生特伦理协会”(the Alden March Bioethics Institute)的主席格莱恩·麦克吉一直以来就对这公司的研究提出强烈批评,他说:“这种新方法不会让任何人满意。”

  美国天主教主教联合会的一位代表说,这一新方法对伦理的挑战更大,并批评该实验本身就是“严重地不道德”,因为该实验将已经用过的胚胎丢弃了。

  质疑:但是在这之后,发现实际上这个研究组所使用的16个早期阶段的胚胎在研究过程中都被破坏了。这些由8到10个细胞组成的早期胚胎被分解成了单个细胞。利用从胚胎获得的共91个单独细胞中研究组获得了2个人类胚胎干细胞系(hESCs),并置于培养基中生长。

  这也就是说虽然这项实验显示在保存胚胎的情况下培育出胚胎干细胞系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并没有证明这一过程。研究人员需要如此多的单个细胞(总数:91)来创造他的胚胎干细胞系,复合细胞只得从每个胚胎中取下;最终所有的16个胚胎都遭到破坏。

  25日Nature登出一则消息:“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这篇论文证实了人类胚胎干细胞能够由一个单细胞培养出来,但是用于本项实验的胚胎并不完好”。这一声明意味着这种胚胎只是在细胞提取过程中存活着。

  而且其他科研人员对这一公司的研究结果更仔细地审查显示,他仅仅是提出了一种新方法,事实上并没有证明它从始至终的过程是可能的,因此这项技术仍然依赖人类胚胎,仍不能避免必然的批评的大爆发。

  虽然文章可能没有明确的说明胚胎的具体发育情况,但是美国主教大会的理查德·多尔夫林格对于研究人员的指控——指责这一研究领导者罗伯特兰芝在公开的研究细节欺骗了公众,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又一“造假”,这其实有些偏激。

  由于这是个敏感的话题因此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也导致了以上这各种故事内容的发生。这里要指出的是,不能说Nature有意误导大众,只能说在表述方面不够谨慎,虽然评述人从这篇文章中发现了值得关注的闪光点(从过去的许许多多例子中就能看出这对于科技发展来说多么重要),但尺度拿捏是不是还有些折扣?

  方法解析:美国“先进细胞技术”公司发明的新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在胚胎处于非常早的发育期时就将它取出,然后提取单个细胞,让这个细胞生成一个胚胎干细胞系。由于只有一个细胞被取出,胚胎的其他部分保留了所有发育潜能,不影响其生长。据悉“先进细胞技术”公司目前能从16个胚胎中提取出两个干细胞系。

  具体来说,该公司的这个提取干细胞的新方法是建立在现有的“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PGD)方法基础上的。基因筛选技术PGD主要适用于夫妇双方或一方患有遗传疾病,不想拥有一个有出生缺陷的孩子。医生首先对妇女进行人工授精。在实验室里,受精卵产生许多胚胎,每个所含的细胞不超过8到10个。这时,科学家从它们当中提取一个做基因检测,然后再将那些没有遗传缺陷的胚胎植入妇女子宫里,以达成优生优育的目的。

  而新的制造干细胞方法就是在实施PGD技术从胚胎提取一个细胞时,让这个细胞成多个细胞,然后把一半的细胞用作常规的PGD基因检测,而另一半则被培养用于干细胞研究。这样可避免为了制造干细胞而破坏胚胎。

  方是民()1990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到美国留学,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94年,创办了“新语丝”网站,2000年,网站开设“立此存照”栏目,专门揭露学术界的行为。在信中他表示:将网络自由言论与类似于中国60年代文化大时的相比较是可笑的——在其一封发给中国政府的信件中,方认为120名中美科学家和一些所谓的主义者发表的,要求中国政府压制媒体和公共意见的联合信是讽刺的。

  而来自美科罗拉多州大学的Zheng Huang也对这种比较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这种对新语丝论坛的批判的动机值得怀疑。同时他们也都认为中国需要建立一套专门的政府途径来检测学术不端行为。

  Clinical Investigation杂志的主编Ushma Savla Neill在来信中描述了一段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一项所谓造假数据的调查中出现的问题,她表示基金会确实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有容忍和放纵之嫌。

  在今年7月国内数学家丘成桐院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中国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很多名教授在国外是全职,按照规定必须9个月在美国国内(做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教授,必须9个月在美国,只有3个月可以在外面。所谓全职引进,都是假的。为什么要作假,有钱可捞就有人做。北京大学也好,其他学校也好,给的是全职引进的钱,一年能捞几百万,为什么不捞?著名大学引进一个学者,用这个名字可以到教育部拿一大笔钱。这种人不止一个,有很多。《纽约时报》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

  这一言论引起了多方关注,在网路上争论的帖子更是屡见不鲜,各方,甚至包括教育部在内都不得不做出回应。到底此事是如何发展而来,带给我们的思考又是什么呢?

  ●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反正不是他的钱,是国家的钱。

  丘成桐原籍广东,17岁入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在这里因缘际会遇到了来访的“华人数学家第一人”——陈省身先生,随后被陈省身带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深造。22岁即获得博士学位,25岁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27岁攻克几何学上难题“卡拉比猜想”,并因此在1982年(33岁)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是迄今为止惟一获得该奖的华人数学家。1997年获美国科学界最高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奖”。2003年获得中国政府授予的国际科技合作奖。此外他还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终身教授,现任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20多年来,丘成桐一直热心于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他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成立了数学研究中心。他往来于北京、杭州、香港和美国之间,主持国际学术会议,邀请霍金等世界著名科学家来华讲学。他曾说,“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帮助中国强大起来”。

  而他在中国的任职和演讲却不取分文报酬,连机票都是自掏腰包。这样一位在公众视野中似乎不问世事的学术大师,却在2005年掀起了一场学术界颇为关注的风波。他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灰心”。他对院士制度的批评以及对国内高校引进所谓海外人才内幕的揭露,更是让人吃惊。

  丘成桐: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是,先当校长再当院士,而不是先当院士再当校长。我坦白地讲,要想做院士,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你去贿赂。让选你的院士得到好处,好处多了以后,他会投你一票。香港就有很多人做这个事,世界杯投注app官方网站国内也有很多人做这个事。

  丘成桐: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虽然有两三个不见得那么高水平,可是90%以上都是真有学问,中国,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有些学霸在很多的评奖委员会中做主席。他给你一个奖,说让你去选其他的人做院士。谁把持了经费,谁把持了评奖的能力,他就有这个影响力。

  记者:中国现在一些教授、院士的时间会用在搞项目、拉关系上,学校支持他们拿钱来评院士,同时也鼓动他们再拿院士的头衔拉项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丘成桐:教育部要评大学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学校有多少个院士,而不问学问做得有多好,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整个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丘成桐:公平。评审制度要是能建成功,什么学术问题都能够解决。找一批第一流的学者,最前沿的,成立一个委员会,共同来讨论,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有结果。哈佛是这么做的,全世界都在这么做,但中国不愿意做。不做,因为不愿损害既得利益。

  记者: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造诣,而且您经常回国,对国内的情况也很了解,可为什么您会用这么直接、不中国的方式来讲话?

  丘成桐:我批评过北大,过了很多时候,他们还是不改变,实在是让很多年轻人受了打击,受了苦。我亲眼看到很多青年学者受到他人打击,我用什么方法来表示?没有用,你让我怎么办?

  丘成桐:这不是香港学者或海外教授的问题,我们看到的事实,不愿意接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不晓得怎么解释。从真正的科学成就来讲话,在数学方面,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能不能找出真正有成就的学问?我找不出,所以中国的科技要进步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在美国科学院一个很重要的委员会里,讨论要在亚洲找海外院士,尤其要在中国找,花了五年工夫,只找到一个。你要问我为什么?我想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实在比不上人家,可是你坚持要说能比得上,那些实在没办法。

  丘成桐:只重量而不重质,无论合并大学也好,招收研究生数也好,产生的论文数量也好,绝对不是培植第一流学问、学者的方法。这种机制没有,中国学问永远做不出去。

  “北京大学引进的海外人才质量是高的,不存在虚领报酬的问题。”8月1日针对有人提出“北大引进海外人才造假”之说,北大首次正面回应。

  著名数学家丘成桐院士日前在接受采访中说,“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的人才,大部分是假人才。”这一说法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但北大对此一直保持沉默。在此番言论发布17天之后,北京大学新闻网站昨天突然登出了北大新闻发言人的正式回应。北大新闻发言人说,这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它歪曲事实,严重侵害了广大海归学者和北京大学的声誉,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北大表示,自1998年起,北大加大了从海外引进人才的力度。8年来,北大从海外引进人才约占全校教师总数的近40%。北大从海外引进人才是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机制的。任何人都需要经过申请、推荐、专家委员会评审以及经学校或国家批准等程序。被北大引进的人才,其绝大多数在海外都具有很高的学历,有过重要的学术任职,并做出了较高的学术成就。北大在这些人才受聘期间还要对他们进行评估和考核,以此保障这些人才的学术能力得以发挥。在海外引进的人才中有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之分,两者在校任职时间有所不同,待遇也有所不同,不存在虚领报酬的问题。“实践证明,北大海外引进人才的质量是高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8月16日电 教育部官员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北大“假引进”一事做出回应,称北京大学是按照程序在做的,相信北京大学的领导班子办学是很认真的。

  近日,北京大学的****,被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邱成桐指称是“假引进”,导致很多的关注。但北大的回应,人才的质量没有问题。

  对此,教育部官员表示,从北京大学的报告来看,北京大学在聘教授的时候很慎重。根据北京大学反应的情况来看,他们感觉到可能邱成桐不是特别了解情况。教授有两种,一种叫讲座教授,一种叫特聘教授,特聘教授要求九个月,讲座教授要求时间相对短一点,三个月就可以。

  教育部官员表示,不知道此类现象在其他高校有没有,有可能有些地方也会有,教育部将会继续关注此事。

  无论从科研力量、科研成果,还是社会地位、社会声誉来说,北京大学都是中国最顶尖的高校。而且北大也一直把争当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发展目标。无疑,引进海外高级人才,提高学校自身的实力和名气,这一目的无可厚非。作为这场争论的众矢之的,北京大学未免有些委屈。为澄清事实,北大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北大引进海外人才经过了严格的筛选程序,其引入机制是比较完整的。

  与此同时,丘成桐教授再一次接受国内媒体专访,并一再强调自己与北大没有私人恩怨,批评的言论完全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的年轻人。他认为自己不反对海外人才引进,只是反对不真实的引进,欺骗国家经费,而且他还为目前国内的学术风气感到担忧。丘教授表示,他是出于对北大的爱护才提出批评,正可谓“爱之深,责之切”。

  无论争论进行得多么激烈,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场争论反映出的是所有人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高度关注。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能说北大被关注得就特别多,如果平均统计,北大也不是受批评最多的高校。对于国家来说,毕竟高等教育的兴衰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

  《环球时报》驻德国记者就炮轰北大风波采访了数位在德国知名大学任教的华人教授,其中也包括****。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德国华人学者对“炮轰北大风波”知情的并不多,而在国内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或特聘教授者就更少。

  对此,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杨斌说,德国与中国、美国不同,教授是一种职务。他们不仅要搞科研和教学,还要参与学校管理工作,是研究所的所长和科研负责人。所以,德国大学教授的工作非常繁忙,每年只有一个月的假期。他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兼职”。但他认为,由于美国那边的教授只是学术称号,假期又没有工资,所以回国任教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西部大学华人教授则告诉记者,他去年被中国教育部聘为****,并一直在北京一所名牌大学任讲座教授。他觉得,丘成桐教授的讲话缺乏理性,还“误导”了国内外华人。“海外华人教授生存挺困难的,有些西方人还怀疑这些学者是中国间谍,现在又炒作这种事情,对我们是不利的。”

  这位教授说,进入21世纪,中国对****的要求是回国工作9个月,但大家都知道这对在国外有全职工作的华人学者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灵活变通?“在不能指望人们完全回国居住并工作的情况下,能干多久干多久,这已经是国内很普遍的做法了。在这个背景下,北大变通了一下,让教授回来两三个月带几个研究生,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再说,教育部也经常进行检查考核。”

  但是他的观点遭到柏林学者杨红教授的质疑。她认为,中国教育部对特聘和讲座教授明文规定了最低9个月和3个月的时间。一些大学却不执行,这等于是“欺骗国家”。“丘成桐不光是对北大提出意见,也是对整个中国学术界提出建设性和善意的批评。”

  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教授还向记者讲述了在国内大学的“真实待遇”。他说,“关于****200万启动经费问题,其实都由学校自筹,而非教育部给予。很多大学还明显不够。”而国内大学给海外任职教授的有两种补助,其中特聘教授一年也不过10万元,来回的补助则因学校而异。关于住房问题,3个月以下的,住在学校里的专家公寓;3个月以上的,学校就借给一套房子,一旦工作结束,房子由学校收回。他还说:“在德国我每讲2个小时的课报酬是600欧元,在德国的赚钱机会要比在国内多。去国内任教,并不是为了钱,有时甚至是倒贴钱。”

  在德华人学者普遍认为,丘成桐教授与北大的争执,实际上是“东西方两种教育思想的矛盾和冲突”。慕尼黑华人学者胡安教授说,很多****和讲座教授多年来一到假期就往国内跑,没日没夜地工作,带出了一批批的研究生。这可以带动国内院校的教学和研究,甚至在一些项目上还填补了国内空白,并与国际接轨。他表示,为了国内那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还有一些至今没有在国内大学任教过的学者也表示,如有机会,很想为国内大学做点事情,特别是多接触国内的年轻人,教育强才能国强。

  此外,大家觉得媒体报道这件事有促进交流的作用,但不宜过火。那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说:“现在丘成桐和北大的风波已变成非理性的炒作了。如果我透露姓名,许多网友就会群起而攻之,现在最重要的是给学者自由的空间。”

  就国内讨论正酣的华裔数学家丘成桐“炮轰北大风波”,《环球时报》驻英国记者采访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郭毅可教授。郭教授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随后到帝国理工学院计算机系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目前还担任伦敦E-science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等职务。

  针对国内大学从海外引进人才的做法,郭教授表示他一直知晓国内大学,不仅仅是北大,几乎整个中国的大学都在通过如“****计划”、全职、兼职和客座教授等各种形式吸引海外学者。“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到现在才得到了重视。”而且,在如此大规模引进人才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确实存在。不过,郭教授强调,从海外引进高级人才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十分必要,这一点毋庸置疑。

  针对华裔数学家丘成桐炮轰北大风波一事,郭毅可教授表示,“大家必须要注意到丘教授提出意见的出发点,个别语言是否准确并不重要。丘教授发表这些言论,是希望在引进人才时要得法,要真正能做到促进中国教育发展;要积极利用引进人才的优势,避免弊端。”关于丘成桐教授、北大以及后来其他学者参与进来的这番讨论,郭教授认为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进步还是有积极意义。郭教授说:“如果有问题不解决,就达不到最好效果。”不过郭教授也强调,在国内引进人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仅是北大一家,“这样的讨论应该对事不对人。”“大家的目光也不应仅局限在北大身上,这样太狭隘。”

  就国内引进人才方面的建议,郭教授表示,首先,大学在吸引人才时可以把范围扩大,不一定只选择华人。“走向世界,哪里人都可以”;其次,让学术人才引进“平常化”。世界一流大学要有更宽广的胸怀,要更加注重科研条件和学术环境,而不是待遇;第三,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实现双方互利互惠。“学者参与中国的学术发展目的不同,有的愿意报效祖国,有的是因为课题在中国进行更有意义,有的愿意通过在中国的发展促进在海外的地位,因此不能用一个标准衡量。取不取报酬是个人问题,如果取,就按照商业规则按劳分配。最终就是要达到引进的人才“物有所值”。

  丘成桐炮轰北大,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引起很大震动。日本也同样,那些从事科学研究并与国内的学术机构有一定联系的人都颇为关心此事,毕竟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也是需要国内外高等教育机构反思的问题。就此《环球时报》驻日本记者采访到一位在日本有名的私立大学从事多年生物科学研究的华人教授。这位教授表示,虽然国家规定只要引进了海外人才,就可以批给一定数额的工资或是科研经费,但实际上这些钱并不一定都能被海外学者拿到。“我就有过体会。我回国讲学也拿一些工资,或者领取一些旅费,但是其中一部分被国内教授占用了。”谈到全职教授和兼职教授的各自作用时,这位教授认为,“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国外都有自己的工作,既要搞研究也要教学生,要拿出大块的时间回国工作不大现实。但是,利用假期到国内大学讲课,与同行探讨共同研究的课题是可以保证的。这同样也是对国内学术界的一种贡献。”

  钱教授在日本大学从事材料学研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的质量有待提高。“很多教授拿到****的头衔之后就不去搞研究了。少数人为了钱而去拉关系,因为学校给他们规定了指标。这个指标不仅是要发表多少篇论文,还包括要争取到多少科研经费。所以,很多****就只好跑企业跑部委,到处奔波。”

  还有一位在日本大学学习、工作了14年的王教授和记者谈起此事时说,“经济学是我的专业。世界杯投注app官方网站我了解的国内情况是,不少国内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天天在跑会,一些教授的名片把‘大学教授’的头衔放在最后一行,之前是某委员会委员、某证券机关的顾问等等。教授们在媒体上不断露面,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些没有什么调查研究的思考。”

  “北大是中国的一流大学,但是在世界上并非一流,这并不是什么难堪的事。也许再过几十年北大也能步入前列,但那绝对不是因为北大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了学者就能达到的,是需要北大一步一步努力的事。”▲

  柏林7月24日电 两年前因被揭发出学术造假的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赖纳普鲁奇教授近日被法兰克福检察院正式起诉,检察官控告其17项学术造假、严重欺骗等违法行为,这些罪名一旦成立,普鲁奇可能将面临多达10年的监禁。

  67岁的赖纳普鲁奇曾是法兰克福大学人类学和人类遗传学研究所资深教授,担任研究所所长职务长达30年。检察官透露,普鲁奇在2002年通过研究所里的一个美国学者,从自己的私人账号汇出7万美元,买到了278块黑猩猩的头盖骨,来假冒古人类头盖骨。事后,普鲁奇还伪造购买凭证,将责任推到一名已经去世的科学家身上。

  非法买卖黑猩猩头盖骨已触犯了德国联邦自然保。普鲁奇还将这些从非洲非法得来的黑猩猩头盖骨进行加工伪造,将原来的登记号码改成自己的号码。普鲁奇从来没有用“碳-14辐射”的方法,对真正的古人类头盖骨的年代进行准确测试,而是根据造假的古人类头盖骨和数据,肆意大量发表造假的学术论文。

  检察官还控告普鲁奇欺骗和剽窃行为,2001年他向大学声称收到一份30万马克的捐款,注明是用来资助古人类头盖骨和骨骼的研究,而事实上是从汉堡的一名古生物学家那里借来并长期占用的经费。普鲁奇还在论文中剽窃他人的研究数据,并将研究所图书馆的大量文献窃为己有。

  2004年3月普鲁奇的学术造假事件被揭露后,法兰克福大学责令其提前退休,并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经过2年多的调查和取证,已证明普鲁奇的学术造假事实基本成立,由检察院正式立案处理。法兰克福大学也已表示将以此事件为教训,加强学术监管和道德规范。

  4月25日,一则“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涉嫌履历造假被免职”的新闻,使当事人杨杰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此时他已被免职一月有余,而履历遭到质疑则是一年半之前,校方事后也声明二者并无关联,但当初高调聘任的海归院长为何突然被免,仍未揭开谜底。

  师生中流传着院系之争的说法,校方则以“没有义务向社会解释”面对诸多疑问。杨杰本人则既未得到申辩机会,也无法寻求答案。他为此怀疑自己因得罪人而被记恨。免职程序与考核指标不够透明,带来的是当事人的心灰意冷及师生中的消极情绪。

  3月21日,杨杰的生活完全被改变了。他的办公室从医学大楼主楼五层正中间,搬到了辅楼的最末端。从这一天起,他不再是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以下简称“生科院”)的院长,而成了院里一名普通教授。

  一个多月后,媒体的报道使此事超越了学校范围。4月25日,媒体报道称,杨杰在任职之初曾遭人质疑履历造假,此次被免或许与之有关。

  校方很快以书面形式回应,称作出免职决定并非此原因,而是因为杨杰在行政管理、学科发展与队伍建设等方面,与学校的期望存在较大距离。

  杨杰则认为,自己并不存在“学术造假”,他也不同意校方对他工作的现有评价。但最让他难过的是,学校除了来通知他将被免职之外,“连一个申诉的机会都没给我。”

  “我们也弄不清楚。这里牵涉到学校的考核制度、院系间的摩擦以及个人的处事方式。”生科院的一位老师说,杨杰被免职一事由此变得“很复杂”。

  杨杰被质疑学术造假,是在2004年。在他看来,这事早已过去。但没想到,被免职后一个多月,这件事又被重新提起。

  近日,同济大学正式发文免去了杨杰的生命学院院长职务。杨杰的学历问题曾经受到过新语丝的质疑,后来在同济大学申报博士点过程中,杨杰又因为把别人的文章写成自己的,受到相关人士的举报。但是学校由于处于对主管医学主要领导的面子问题,迟迟不敢处理,最近由于清华大学刘辉事件的原因,终于作出决定,免去杨杰的有关职务。

  由于外语学院院长孙建荣(来自美国的一个社区学院)已经被免去职务,至此,当时从美国招聘的两位学院院长已经全部卸任。

  这封信暗示了杨杰是因为学历问题和论文引用出错而被免去院长职务。并在后面以“按”方式说明,此事已获相关途径的证实,并附上了此前对其质疑的文章。

  在文章中称,2004年同济大学聘用杨杰时,曾着重宣传过他在学界的知名地位以及他引进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团队”,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曾到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ofColorado)的网站查找,没找到有一个终身教授名叫杨杰。他又到Medline去调查杨杰的论文发表情况,发现杨杰在科罗拉多大学期间也只发表过两篇论文。

  之后,他在“新语丝”网站发文写道,希望杨博士能公开其简历和论文发表记录,也希望同济大学能公开杨博士领来的团队成员的名单,“否则我们只好说同济大学的生科院被一个大学术骗子带了一批学术骗子接管了。”

  被免职后,杨杰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回应。这些回应仅限于生科院辅楼四楼的走道里———两个长方形橱窗中展示着他曾在《Nature》和《Cell》上发表的论文。

  他说,在全球科技学术期刊排名中,《Science》、《Nature》和《Cell》是排在前3位的。任何一名科学家只要在这三者上发表一篇论文,“就能在美国找到一个不错工作。”按其说法,1997年,他在《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是该年度引用率第一的。“那篇克隆羊多利的论文才排名第十。”

  杨杰说,他从未在履历上写过自己是科罗拉多大学的终身教授。“我发给学校宣传部的英文履历中写的是TENURETRACK,那应该翻译成终身制助理教授,而不是终身教授。宣传部误译了。”

  按他的说法,当时上海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并未采访他本人,只是从学校宣传部拿了资料,由此引发了履历造假风波。

  4月25日,新华社记者在同济大学人事处调档资料中看到,杨杰本人的应聘资料中所写确为“TENURE TRACK”。

  学校党委、副校长周祖翼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提出,杨杰应聘院长时提供给同济大学的简历上,确实有失实之处:杨杰在日本东北大学获得生化博士学位的时间应为1998年,而简历上写的是1993年。

  杨杰证实,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确为1998年,“可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1993年拿到博士学位的啊。”

  另一被网络文章质疑的论文引用出错发生在2005年。当时同济大学生科院需要申报生物技术方向的博士点,杨杰让学院里的一位老师来写申报博士点的材料,在引用《LungCancer》上杨杰所发表的文章时出现了错误。

  “我在同一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并没有列进去。”杨杰说,他的文章是在下期发,如果说是在造假,哪有把自己的文章忘掉的呢?因此这显然只是一个失误。

  一位生科院的老领导说,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微妙的,究竟是那位老师填写时出现失误,还是杨杰因为论文发表较少,就把将要发表的论文提前写上了申请材料,现在谁也说不清。

  当时,同济在解放日报上发文,宣传学校在全球范围招聘6个院系的“掌门人”。其中,作为生科院的新院长,杨杰是最被关注的一个。

  丁祖泉是同济生科院的老院长。他说,学校引进杨杰和他的团队,就是希望增强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实力,希望杨杰所研究的细胞凋亡能成为学校学科建设中的新亮点。

  此时,上海的复旦、交大在生物生命科学也表现出茁壮的发展势态。复旦在这领域有着50多年的研究积累。交大在2000年从国内吸收了3个带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才,来充实学校这方面的实力。同济的实力与之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而当时的同济,几乎没什么人从事生物生命科学研究的基础。只有些中科院的老院士以传统的方法在研究生物工程学。整个学院只有60名老师,学科也刚建设完备。2003年,本科才从一个专业增加至两个专业。

  杨杰对同济并不是没有期待。他的助理说,杨杰在美国有别墅、小车,妻儿也在身边,可以说工作有成就、生活又安稳,为什么要回国?杨杰在媒体上的解释是,他放弃这些,是因为同济能提供一个更宽松的研究平台。

  一位熟悉杨杰的老师说,杨杰选择同济也是有一定的想法。因为在同济生命科学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更容易出成绩。“况且,中国人在美国的研究环境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那么好。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排挤。”

  1985年,杨杰获得吉林大学生化硕士学位。1989年到1993年,杨杰到日本东北大学进行博士学习。在临近毕业时,美国Emory大学的王晓东院士邀请他去进行一项细胞凋亡研究。杨杰知道这个机会的价值,所以他还未拿到博士学位就飞赴美国。而他1997年在《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正是他和王晓东共同完成的成果。1998年,他重又回到日本东北大学申请了“论文博士”学位。

  这种“论文博士”,拿着在其他地方做的论文就可以申请到。完成了东西方的辗转求学后,他的简历就变得完整了。

  让学校作出聘请杨杰决定的,还有他所引进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团队”,但这也成为他后来被责难的根源之一。

  被免职后,杨杰在学院走廊的橱窗里贴上了这一团队的简历。其中有五六个人,作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他们大都在美国,许多已是当地科研机构的主任或副主任,有些教授还获得美国多项科研专利。

  杨杰的助理说,杨杰的团队是以兼职教授为主,他们通常在国外或其他科研院校工作,“我们发给他们聘书。”

  “这些在美国科研机构的‘老板’愿意回来的是不多的。”杨杰认为,以“兼职教授”方式让他们参与团队是一种最好的模式,既无需每月支付高昂的报酬,又能在第一时间运用国外最新成果进行实验研究。

  虽然目前从研究成果和论文著作中还很难看出这些兼职教授的效用,但杨杰认为,他们也为同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帮助细胞凋亡中心在美国进行试剂、干细胞等高科技研究材料的采购。那些试剂一样要399美元,一次带4种,就要近2万元。他对这些兼职教授的评价很高,说如果没有他们,生科院细胞凋亡中心“会很难活下去。”

  而此时,同济生科院的竞争对手―――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已经取得骄人的成绩。交大生科院引进的3名人才中,有2名在2005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同样是“海归”,也为学校带进一个团队。

  一名在同济从事生物研究20多年的老教授说,要靠兼职教授来增强学院的整体研究实力肯定不是长久之计。他们和中国研究生的交流只能局限于电子邮件,这不是一个高效的方式。“研究还是要依靠本土、本院的科研人员。”

  在他看来,在这1年半里,同济的生命科学院也做出了很多的成绩。在他到任后,新的研究平台―――细胞凋亡研究中心迅速建立起来,并在1年半的时间中形成了四个研究方向,癌症研究所(肺癌、前列腺癌、肿瘤免疫)和神经科学研究所。

  同时,他共申报了8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同济生科院的材料显示,杨杰还是国家985二期工程的领头人;完成了生化分子生物学博士点的申请。

  “要做好一门学科的建设工作是需要时间的。”同济生科院的一名老领导说,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要人拿出成果。老院长丁祖泉在同济工作了20多年,才将生科院的专业设置建构完整。所以,如果是因为杨杰任职1年半没有成果而成为其被免职的理由,那是不合理的。

  杨杰始终没有向媒体透露他得罪了谁,只说是一个权力很大的人。他告诉记者,2004年,自己受聘时,同济曾在报上公开应允给予启动经费1100余万元,支持他建立癌症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生物医学工程中心等科研平台的梦想。但到如今只落实了500万经费。

  他说,他申请的浦江人才计划一个关于研究肺癌项目的20万研究经费已打到学校财务账上,但却被学校冻结,被告知不得使用。

  杨杰说,海归其实是个“弱势群体”。出去2、3年不要紧,但他出去了16年。回来后,在国内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我又太坚持原则。”

  同济校园论坛上则流传着医学院和生科院院系矛盾的说法。3月26日,一名生科院的学生在论坛上发文说,医学院对生科院得到的投资拨款都看在眼里,还念叨着生科院不出成果,“前一阵子(生科院)和医学院出了不少矛盾。”“只是不在我们所的多不知道,杨老板和学部部长闹得多僵。”

  在新的医学大楼造好之前,医学院和生科院是独立的两个院系。当这栋造价8000万的大楼将要投入使用时,学校为了合理利用资源,将医学院、生科院进行合并,共同使用这栋大楼。学校为此设立了一个学部,对这两个院系进行协调管理。

  一个医学院的老师说,这样就容易产生矛盾了,比如哪些实验室属于医学院,哪些又属于生科院。每个院系都希望自己的实验室多些。

  生科院的老院长丁祖泉在2003年退休了。他庆幸自己退休的是时候,那些抢地盘抢资源的事,都没让他遇上。

  同济一直以来对医学院都非常重视,投入也很大。至2003年之后,学校开始更注重生命科学的发展。在2003年,学校引进这一领域内的3名中科院院士,同时拨款研究经费1000万。2004年,同济又从美国聘请了杨杰,并应允给予启动经费1100余万元。这些都成了两个院系产生矛盾的背景。

  一位熟悉杨杰的老师说,可能杨杰是在国外住的时间太长了,作为一个中国大学里的院长,他不合适处理学校中的人事关系。

  春节前,杨杰已不再行使院长职责,3月下旬发出的免职消息很快全校皆知。“免职程序很简单,就发了一张公告。”杨杰说,学校没找他谈过一次话,没给他一点申辩的机会。

  校党委组织部姜部长不愿对杨杰一事进行任何评价,更不透露学校的考核、审查程序。“除非是上级领导来视察工作,我向他们汇报。对媒体对社会,我没有义务去解释学校的免职程序。”姜部长一再强调的是,学校是按照国家和上海市政府的精神来设置干部任免程序的。

  而同济人事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学校并没有设置程序来核实外聘人员的简历是否真实,也没有具体的考核标准和考核程序。免职都是由党委开会决定通过的。

  从同济大学网站张贴的中层干部选拔流程图来看,任职程序比免职程序要复杂得多,其中涉及到10多个程序步骤,考察一栏就有“测评”和“征询纪检部门意见”等8个步骤。而免职程序只有3个步骤。

  一位生科院的老领导说,学校免职领导干部,从不征求同事、老师和学生的意见。更不用说倾听个人申述了。

  对杨被免职的理由,目前学校只给出了“不胜任”这一说法。但是应该如何来衡量干部是否胜任,学校并没有明确回答。

  今年年初,另一位“掌门”、外语学院院长孙建荣已被免去职务。至此,当时从美国招聘的两位学院“海归院长”已经全部卸任。校方对此表示,免职原因也和杨杰相同。

  这位老领导说,事情发生后,杨杰和生科院里的老师都被染上了一层消极的情绪。“如果有一套透明、公正的考核标准,那整个事情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50岁不到的杨杰,头发已经全部发白。“我们都挺心疼他的。”生科院大四学生徐春苏说。生科院的不少学生都知道,这位被他们亲昵地称为“老头”的老师,常在深夜仍停留在办公室里工作。

  杨杰现在依旧和往常一样,每天下午6点半去西苑食堂吃饭。那个时刻,食堂里人最少,大多数人都已吃完,散去。对于学校给予这样的处理,他说自己已经心灰意冷,无所留恋了。现在留在学校,只是为了那批学业还未完成的学生。

  ●2004年9月19日《解放日报》刊发报道《同济全球招聘尘埃落定6院系“掌门”来自校外》,称同济大学聘任杨杰为生命科学院院长,文中称杨杰身份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终身教授、细胞凋亡领域知名学者”。

  ●10月23日在博客中国就此发表《神秘的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新院长》一文,对杨杰学历表示怀疑,称在科罗拉多大学的网站查找,找不到有一个终身教授名叫杨杰,并希望同济大学和杨杰予以回应。

  ●4月24日在其博客上公布一署名“一位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师”的来信,文中称杨杰因学历作假而被免职。

  ●4月26日上海的媒体发表了同济大学的书面声明,表示该校生科院院长杨杰的确已被免职,但并非涉嫌履历造假。

  被誉为“克隆羊之父”的英国科学家埃安·维尔穆特日前首次对外承认:第一只克隆羊多利大部分不是他的研究成果。这是继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论文造假案之后,世界上又一极为令人震惊的科学舞弊事件。

  这种惊人的科学丑闻足以颠覆人们对科学神圣的价值认同,也引发人们对苏格拉底的“知识至善”、知识提升与道德提升同步著名命题的质疑。从当下现实而言,它警醒我们,“行政”侵夺“科学”是多么的触目惊心,哪怕是在市场和法治都比较健全的西方国家也在所难免。

  英国《每日电讯报》3月8日的报道说,维尔穆特承认,在培育多利过程中,他只是一个监督人,并未掌握任何技术或操作任何实验。他之所以在相关论文中以首席作者出现,是事先与同事坎贝尔博士协商后的结果。

  正如一个英国生物技术研究所的所长所说,“监督人”也就是项目的负责人,是项目的“核心骨”和“支柱”。

  因为“监督人”拥有财权,既负责经费的筹措也掌控着经费的分配,甚至还掌握着科研人员的进出和取舍。所以维尔穆特就曾在罗斯林研究中心时“”、“歧视”、“威胁”印度裔生物学家辛格,不承认他的科学贡献,甚至扬言要“辞退”辛格。

  可见,维尔穆特这个“监督人”在罗斯林研究中心握有了某种生杀予夺的大权,难怪署名“首席”时,“协商”就能搞定。有意思的是,世界杯投注app官方网站维尔穆特东窗事发正是辛格这位“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一篇杰作,也是“科学”对“行政”侵夺的一次成功的。

  “克隆羊之父”舞弊案暴露出的问题是尖锐的,它深刻地表明,在科学研究和实验中,这种“监督人”主导制的制度安排,这种行政大于科学、经费大于科学的“经济”决定论,既是对科学家及其科学成果的蔑视,也是滋生和诱发道德风险的温床。

  东西方相继暴露科学丑闻的严峻事实告诫我们,必须对科研中的行政或经费与科学实验之间的监管机制进行反思和创新,要设置某种“防火墙”,以保证监管者与科学家按照各自的规则行事。这种“防火墙”机制应该是,二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经济”没有资格对科学耳提面命,科学家也没有必要对“经济”俯首帖耳。

  除了创设“防火墙”机制外,笔者认为,在科学研究和实验中,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科学家们能坚守学术道德和良知。尼采说过:“道德是深植于个人内心的群体本能。”因为道德原则是被公认为超乎我们自身利益之上的东西。

  事实上,在一些尖端科研领域,话语权往往只掌握在极少数的科学家手里,外部监督通常是失灵的,即使可以监督,但成本也会高昂得难以承受。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时,就极少有人看得懂。这时候你只能依靠科学家的学术道德和良知以及信誉,如果有人造假或合谋,那只有拜托上帝来惩罚他们了。

  加拿大电视台在1月底、2月初连续3天在黄金时段播出系列报道《钱德拉博士的秘密生活》,爆出了一起罕见的重大学术造假案。

  当事人拉吉·库玛·钱德拉(Ranjit Kumar Chandra)是印度裔加拿大医生,原是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医学院教授,世界著名的营养学和免疫学专家,曾经担任世界卫生组织营养学与免疫学中心主任,获得过加拿大勋章,据说还两次得到诺贝尔奖的提名。

  在任职纽芬兰纪念大学的30年间,他忙于周游世界参加学术会议、发表演讲,一年离校的时间多达120天,但是他却能发表许多篇论文,一年能多达11篇。

  直到几年前才东窗事发。2000年,钱德拉向《英国医学杂志》提交了一篇论文,声称他获得专利的一种复合维生素配方能够非常显著地提高老年人的记忆力。《英国医学杂志》认为该结果不可信,有捏造之嫌,退稿并向纽芬兰纪念大学告发。钱德拉将论文改投给《营养学》杂志,这回被接受,在2001年9月登出。这个重大的成果引起了《纽约时报》的注意,加以报道。这篇报道又引起美国宾州大学心理学教授扫罗·斯登伯格的注意,认为令人难以置信。他与其朋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塞斯·罗伯兹一起,对钱德拉的论文详加分析,认定其数据完全不可信,很可能是捏造的。

  2002年,纽芬兰纪念大学获悉此事后,要求钱德拉提交该论文的原始数据。钱德拉则声称原始数据被校方搞丢了,并宣布退休,移居瑞士,据称在那里办一所国际大学。

  2005年,《营养学》杂志撤销钱德拉的论文。加拿大电视台开始调查此事,发现这并不是钱德拉第一次被发现造假。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钱德拉手下的一名就曾向校方反映,钱德拉一篇有关婴儿奶粉配方研究的论文的数据完全是捏造出来的。该研究的试验对象由该去找,在她能找到足够的试验对象做试验之前,钱德拉竟然已写好论文发表了。

  校方在接到的举报后,组织了一个独立调查组进行调查,结果认定钱德拉伪造试验数据。钱德拉威胁要起诉纽芬兰纪念大学,于是校方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隐瞒了此事,不对钱德拉进行处理。

  加拿大电视台还发现,钱德拉发表的论文中还有许多篇有造假或凭空捏造的嫌疑。这些论文的研究经费都是由基金会或公司资助的,如果经费没有被用于做研究,它们到哪里去了呢?

  合理的解释是经费都落进了钱德拉的腰包。钱德拉夫妇在办理离婚手续,由于财产分割的争议,这个离婚案已经拖了十几年,成了加拿大历时最长的离婚案之一。根据法庭记录,钱德拉竟然在世界各地有120个银行账户,总金额超过200万美元。这些钱大多存在一些为逃税、洗钱提供方便的岛国。

  钱德拉声称这些钱是“国际营养免疫学基金会”的研究经费。这个基金会的名头听上去很大,但是加拿大电视台采访的营养学专家都没有听说过。钱德拉说那是个秘密组织,不过电视台的调查发现,它实际上是钱德拉本人组建的,其银行户头都掌握在钱德拉本人及其子女手中。

  钱德拉退休后宣称在瑞士建的国际大学也很“秘密”,电视台没能在瑞士找到它,只发现它的地址是一个邮政信箱。电视台多次要求采访钱德拉,都未被接受。记者在其瑞士住所附件碰到他,向他问了一连串问题,回答都是无可奉告。

  钱德拉近年来投身于推销维生素片,在遇到记者纠缠之后不久,他向一家报纸宣布他计划把工作重点放在印度,希望能促使印度政府向大众提供维生素片。

  从各个方面看,钱德拉都是一个成功的学术巨骗,靠长期造假获得崇高的学术声誉,敢于把大笔的研究经费中饱私囊发了横财,并且能躲过惩罚,安度退休生活。加拿大电视台为钱德拉的“成功”总结了三条经验:第一是通过占据崇高的学术地位,使人们不敢去怀疑他;第二是利用学术期刊审稿、出版方面的漏洞,例如学术期刊一般相信作者的诚实,不要求论文作者提供原始数据;第三是他知道校方一般不愿意惹事,怕引起诉讼。

  这三条其实也是中外学术骗子都非常精通的,特别是在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动辄威胁要打官司这方面,中外学术骗子更是如出一辙。国外的大学因为担心打官司费用昂贵,所以有时会被学术骗子的法律威胁吓唬住。但是如果不怕威胁挺住的话,学术骗子在法律上也讨不到好处,我不知道国外有哪个学术骗子打赢了官司。例如,中国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姚雪彪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期间,因录像机拍下他破坏他人试验而被开除,他起诉威斯康星大学,被法庭驳回。但是国内就不同了,国内的学术骗子起诉打假媒体、个人损坏其名誉权而胜诉的,已屡见不鲜。

  《英国医学杂志》前主编理查德·史密斯也指出:“大学必须关心诚信的问题,如果有证据表明你的大学教师不诚实,你就应该进行处理,否则整个学校就会被污染,被贬值。如果你想到‘哦,这所大学对简单明了的欺诈行为视而不见’,那就会对这所大学心存种种疑虑。你会想,‘哦,我们能信任那个地方出来的任何东西吗?’”

  中国有些名牌大学被发现存在种种严重的弄虚作假行为,养了个别学术骗子,却难得见到有过任何处理。但是也没有见它们会担心名声受损而搞不到钱或做出的成果不被认可。其结果,影响的是中国所有大学的国际声誉,即使能在《自然》、《科学》上发表论文,人们还是会怀疑:“我们能信任那个地方出来的任何东西吗?”

  生物通综合报道:2005年,韩国的克隆神话破灭,黄禹锡也成了韩国的一个国耻。黄禹锡的学术造假丑闻在 “2005年生命科学十大新闻评选”中也是“名列前茅”。黄禹锡丑闻盖棺定论后的2006年初,挪威医生在《柳叶刀》上的文章造假的消息又传来……

  日前有消息称,挪威Jon Sudbo医生发表于2005年10月《柳叶刀》(Lancet)杂志上的一篇有关服用抗发炎药物可降低口腔癌发生率的研究报告伪造实验数据。目前,Jon Sudbo医生已经承认了这一传闻属实。

  Jon Sudbo所在的Oslos Norwegian Radium医院已经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除了调查Jon Sudbo伪造实验数据的过程、原因之外,还将了解为什么这样的研究报告可以通过专业同行的审查。Jon Sudbo之前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两篇论文也将受到重新审核。该医院委员会已经禁止Jon Sudbo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并且也正考虑是是否终止其进行临床工作的资格。

  Jon Sudbo发表于去年10月的《柳叶刀》上的文章指出:长期服用非类固醇类消炎药物(NSAIDs)虽然可以降低口腔癌的发生率(包含吸烟者),不过也会提高心血管疾病的致死率。在这篇大型临床研究报告中该报告中显示:Jon Sudbo共分析了908位病人的服药记录(服用非类固醇类消炎药物种类、服用时间…)、疾病病史(有无抽烟、喝酒…)。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908位病人中,有高达250人的生日是同一天!从临床试验资料的收纳/分析上来看,这种巧合太令人难以置信。

  《柳叶刀》的编辑Richard Horton博士表示他将与该论文的共同作者商讨撤销该研究报告事宜。至于伪造数据一事,对Jon Sudbo医师而言将是极为糟糕的个人悲剧。该编辑还认为目前的期刊审查制度并无重大的瑕疵,因为同行审查制度(peer-review)是用来淘汰那些实验设计不良的作品,而非用来检视那些捏造的数据。

  生物通综合:2005年丑闻事件不断,体育界有孙英杰,文艺界有李金斗,而在原本(起码表面上)是一方净土的学术领域也暴出了韩国黄禹锡事件,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生物学术界刚送走了多灾多难的2005年,在2006年的头一个月里又接连发生了几起学术造假事件。

  据新华社电继黄禹锡论文造假事件明朗之后,“日本版”论文造假事件也渐渐浮出水面。东京大学教授多比良和诚等人发表在英国《自然》等杂志上的多篇论文涉嫌造假,调查委员会的最新结论是他“不能洗脱嫌疑”。

  多比良教授是日本生命科学界小有名气的专家,他的研究小组在《自然》杂志等权威学术刊物上相继发表了多篇利用RNA人为抑制基因作用的论文,一度引来了科学界关注。

  东京大学校长将根据最终调查报告决定是否要求教员惩戒委员会审查此事。而一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已经根据作者要求被撤销。

  继韩国黄禹锡事件后,挪威也曝出造假丑闻:一知名癌症专家承认,他发表在英国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一篇论文乃造假之作。

  挪威综合癌症中心官员斯坦·瓦莱尔14日告诉美联社记者,2005年10月出版的《柳叶刀》杂志刊登了该中心一名研究人员关于治疗口腔癌的论文。文章说,综合挪威两个国家癌症信息数据库的数据发现,使用某种药品可降低罹患口腔癌的风险。但这名作者这个星期承认,文中列举的数据纯属编造。

  瓦莱尔没有公开作者姓名。他说:“它(论文)纯属杜撰……这不是对真实数据的篡改……而是彻头彻尾的杜撰……他根本没有使用这两个数据库,而是自己编造了数据。”

  瓦莱尔说,论文发表后,作者的一名同事对其内容提出质疑。在综合癌症中心这个星期就文中数据质询作者时,他交代了造假行为。

  瓦莱尔说,综合癌症中心已将此事通知《柳叶刀》杂志。一个外部调查委员会将介入此事,对作者的研究方法和他此前发表的其他论文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出来后,综合癌症中心将决定是否开除造假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丘小庆2003年12月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一种作为新型靶向性、特异性抗生素的杀菌工程多肽》涉嫌造假。写信的人正是这篇论文的其他几位共同署名者。他们在信中还要求撤消其共同署名以维护其作者权。

  《自然》杂志是国际科技界最权威的杂志之一,要在这上面发表论文是非常不容易的。目前还未发现过在《自然》、《科学》等发表造假论文的国内其他例子。